干湿啰音

注册

 

发新话题 回复该主题

有些沉重的学术史反思读成一农当代中国历 [复制链接]

1#

感谢作者“破了相的猪”授权发布!

最近刚读完成一农教授的新作《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不同于一般学术综述以本学科概念、视野、方法、知识和影响的发展来表彰辉煌,而是以沉重而深刻的反思来叩问每一个历史地理学学者:“我们现状有如何地不尽如人意,而我们又该做什么?”尽管我对成教授的部分观点难以苟同,但是他却把这么多年来深藏我心的一些忧虑尽数吐露,把学界多年来未能公开讨论的一些痛点展示在阳光下,毕竟“有痛,才有进步!”首先,是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归属,我赞同成教授关于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下分支学科的认识。历史地理学正如其英文名“historicalgeography”那样,就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情况和人地关系的学科,和地理学只有研究时段的不同,而非研究对象和研究手段的差异。诚然,我们的研究对象由于在历史时期,因此它的各种相关资料的处理与当下地理学直接获取观测调查资料的处理有所不同,进而造成了学术范式的差异,但这种差异不应该成为历史地理学特异于地理学标志。我们应该看到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时段上承地质历史时期,下启当代地理学的研究时段,在推动研究对象的长时段研究方面,历史地理学和地理学是有强烈互补需求的,即历史地理学对地理学有强烈的概念理论和方法需求,而地理学对历史地理学有强烈的研究对象回溯需求。只有历史地理学借鉴地理学的理论方法,才能进一步提高科学性。只有贯通历史地理学的历史性回顾,地理学才能深化研究对象的脉络认知。历史地理和地理学对材料处理的技能不同、研究时段不同,故二者是有清晰界限的不同学科,但研究对象的同一性和连贯性,也表明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在研究对象时间线视角下的分支之一。第二,是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脉络,这个包括成教授在内的绝大多数历史地理学者都是有共识的,我总结为“源于沿革地理、吸收外来概念、兴于民族边疆危机,再于建国后乘上沙漠黄河治理和最高领导人对历史地图的东风,落寞于视野方法的吸取和经世致用理念的迷失。”在谭侯史三先生在世时,历史地理学学人队伍不论和历史学还是地理学比都不是最庞大的,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地位却是最高的。为啥?我觉得和三位先生领导下的整个学科积极吸收其他学科知识并以经世致用为导向是分不开的。谭其骧先生最主要的贡献有二,一时中国历史地图集,二是黄河水沙的历史时期模型。先说第一点,在谭先生之前对沿革地理的熟稔的学者不少,但他们全无基于测绘地图和政区标准年理念绘制历史地图集的理念。谭先生在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中升华了对历史地图集的认知,在文革特殊历史背景下调动了全国资源绘制成了《中国历史地图集》,成为历史地理学对历史学和地理学最重要的贡献。不仅刷新了历史沿革地理的面貌,也让整个学术队伍经历了测绘地图学的洗礼,为历史地理学注入了科学的基因。时至今日,研究区域史的学人仍需梳理某一区域在研究时段内的政区沿革,手边必备一本《中国历史地图集》,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建立史料间正确的时空关系,这种时空关系相比史料间线性的时间关系更接近于研究对象的发展脉络。有的学者甚至会复印若干张《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若干地图,随时查找标绘,这无疑是《中国历史地图集》给了他们“治史四钥匙”中地理钥匙的简洁门径。看到他们伏案看图,也是身位历史地理学人最自豪的时刻。第二点,黄河治理及其以“模型”为核心的治学思想,成一农在书中反复提到地理学重视“模型”,而“模型”对地理学的重要性已经到了无“模型”不成论文的地步,可见模型对地理学的核心重要性。重视“模型”的理论指导地位非是当代历史地理学人与地理学交流后的认识,其源头至少可以追溯至谭其骧先生研究黄河水文。历史地理学正是站在水利学者黄河水沙模型的肩膀上回溯历史时期,验证了黄河下游安定和中游水土保持间的强关系,落实了新中国建立后黄河治理全新模型的历史可靠性,国家才能下决心在中下游投入巨大成本治理千年河患。谭其骧先生《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是历史地理学对黄河治理的经典文献,也是谭先生最引以自豪的文章,认为这才是他第一篇真正的历史地理学文章。其实这篇经典文献并非尽善尽美,后人也有不少反驳修正的文章,甚至指出史料使用解读的错误,然而吊诡的是,这篇文章给出的政策建议今天看来仍然实行。如今的黄河水沙稳定乃至河清也成了新常态,从结果来看这篇文章也是预测正确。从历史学者角度来看,辛德勇老师都指出这篇文章中史料所指空间有张冠李戴的错误,乃至水利学者证实91%的中游泥沙都是天然侵蚀造成,然而错误使用史料却能给出正确结论,这从历史学角度是难以理解的,为什么?其实这就谭先生写这篇文章的出发点并非寻章摘句找史料,而是从理解从地理学或者水利水文学中“模型”后再寻找史料验证。谭先生并非水利专家,但他了解到“汛期黄河中游暴雨冲刷裸露地表,黄土随之大量涌入黄河,黄河中游河道比降大,水流冲击力强,泥沙便向下游冲去,等进入下游河道,比降放缓,水沙携带能力下降,泥沙自然沉淀淤高河床,河床行洪能力变差,中游再降暴雨则下游极易决口,所以治理黄河关键在中游水土保持”时是何等震撼。这段如今在初中地理课本中都可以见到的常识却是那个时候中国人第一次听闻的新知,更是历代治河先贤想都没想过的问题。谭先生就从这个黄河水沙模型中抓出了一个自变量,即黄河中游水土流失往往取决于地表覆盖方式,农牧进退决定地表覆盖,农牧进退可以转为人口史和开发史进行梳理,就相当于用黄河中游人口和开发史代替了模型中地表覆盖情况。在黄河中游降雨多为夏季暴雨这一较为恒常的降雨规律下,下游汛期溃决的记载可以视为河床变高行洪变差的代用指标,黄河淤积这一因变量也找到了代用指标。将这一对自变量和因变量在东亚季风和黄土高原这两个近似于常数的背景下建立拟合关系,确定了中游植被破坏和下游决口改道频发间存在强关系。如今来看,谭先生的文章中两个变量的各自演进和彼此呼应完全可以以折线图的方式展现,但他却以更为熟悉的历史学范式行文,这容易给历史学背景的学者以谭先生论述全出自于史料的印象,这其实是对他进行该文章写作思路的根本性误读。谭先生文章的骨架是水沙模型,而非史料,史料只是验证水沙模型的历史可靠性的代用指标而已。所以,能对谭先生这篇经典文章进行质疑或完善,也须从当下黄河中游长时段干湿变化研究和黄河中游土地利用覆盖的时空变迁这两方面来完善这一模型。如果仍拘泥于史料质疑,既难以撼动谭文的结论正确性,也无益于治黄新思路的提出。总之,历史学者要认识到,谭先生文章的力量来自水沙模型,而相关模型则是出于数学计算和物理试验,而非史料辩证。史料天然具有的记载主观性、存世资料的“幸存者偏差”和当代学人阐释的多样性,上述每个环节的天然不足都让历史学集萃式研究难以撼动模型的强大解释力和正确性。这些区别最终体现在了以史料阐释为主要研究方式的历史地理学和当代主流地理学从思维方式到研究范式上的巨大鸿沟。第三,我们要从历史地理的经典文献中寻求研究关怀、方法论和学科特性。史念海先生
分享 转发
TOP
发新话题 回复该主题